中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之一数控弯管机
2022-09-29 12:48:18 宏浩五金网
中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之一
中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之一2012-05-19 15:17:26 来源：谢作诗搜狐博客分享到：按说，我应该首先说明中国实体经济目前处在怎样的困难状态，但是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花工夫，我想集中分析中国实体经济陷入困难的原因。实体经济困不困难，你们工作在经济工作第一线，最清楚，我就不说了。
在正式开始我的分析之前，我要对两个流行的错误作个剖析。
首先，我要剖析把这次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归咎于外需不足的说法。
这次的实体经济困难，是在外部经济复苏乏力，欧洲也还面临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企业经营困难，可是，毕竟外部经济在复苏之中呀。那么，外需不足就不应该是这次实体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我们观察到外需不足，出口下降，这个是事实，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导致这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发生的原因却可能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这一点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原因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困难，需要用不同的办法加以治理。
我们要去观察，只是我们的出口在下降呢，还是其他新兴国家的出口也在下降？
我在个人微博上发问：您是否使用过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新兴国家生产的衣服、鞋帽及其他日用品？出乎我的意外，不少人回复使用过或者正使用着。要知道，这些东西曾经都是我们的出口品，可现在正成为我们的进口品。说明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新兴国家正在对我们的劳动密集产品形成替代。我们的外需下降，与我们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大有关系。
其次，我要剖析把这次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归咎于劳动成本上升的说法。
的确，中国的剩余劳动已经基本用完，中国靠低劳动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你们坐国际航班，哪里有空姐呀，都是空嫂，老太婆。但是你们看看国内航班，空姐都如花似玉。我们学校的西门，有很多小饭馆，你看饭馆里的服务员，尽是些年轻的小姑娘。那样的小饭馆都能聘到小姑娘，你说人口红利还在不在。大约，要我这样的60后退休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就不在了，就会就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劳动成本上升是好事，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百年来的中国梦呀。我们发展经济不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劳动成本不上升，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提高，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如果真的是因为劳动成本上升使我们的实体经济陷入困难，倒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在高兴的同时，我们也面临产业升级的考验。这里说的劳动成本上升，是劳动力总体的成本上升，不是指由于户籍制度、高房价、教育等原因导致的局部地区的劳动成本上升。这个上升不是好事，我在后面会做详细的分析。令人担心的，其实是劳动成本上升之外的因素导致我们的实体经济出现了困难。劳动成本上升导致实体经济困难的说法实在含糊其辞。
1. 世界经济大势
我有一个理论：方向比努力重要。方向对头了，或努力或不努力，或快或慢，离目标会越来越近的，但是方向反了，越努力越完蛋，越努力离目标会越远的。做职业选择、经营企业、管理国家，判断趋势、选择方向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方向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顺势而为。逆势而上，其实是做不成大事的，还会办坏事。阿里巴巴的成功，不是因为马云多么聪明、多么努力，而是他的选择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之势。同样，腾讯的成功，也是因为马化腾的选择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之势。所有成功的企业家，我不认为他们多么聪明、努力，但是他们的选择一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我经常讲，管理的事情，是高管们做的，是CEO做的事情，老板要考虑的是方向，判断趋势，这叫经营不叫管理。
势很重要，所以我首先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大势。这是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关键因素。
理解世界经济之势，要从过去看现在。过去是我们看现在、察未来的一把最有效的钥匙。过去，有五个大事件不可忽略：第一个是IT革命；第二个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市场经济；第三个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第四个是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盛行；第五个是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今天我们对IT革命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忽略了它的巨大经济社会意义。但是大家想想，没有IT革命，我们能够做到零库存生产吗？没有IT革命，没有手中的智能手机，我到了杭州就会不知道方向，找不着北。但是今天不一样，不管哪里，我带着手机就可以出门，基本上可以准确无误找到。我的判断，没有IT革命，我们的城市化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那实在是太大了，大得不经济了。而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则使得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想想看，当时全世界也就50多亿人口，一下子有二十多亿的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IT革命、柏林墙倒塌，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品的价格。制造品价格稳定又怎样了？它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美国于是可以继续扩张货币，因此有了长达十几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只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以致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都产生了怀疑。
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身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于长期。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的。别看你们现在反感通货膨胀，但把你们放在总统、主席的位置上，你们也会超发货币的。超发货币和赤字财政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制度。能够借钱花，总是想借钱花的。最多8年10年的，管它以后干什么？我是一直说4万亿的不好，但老实告诉大家，我要是国家领导人的话，会更狠的，不是4万亿，而是8万亿！所以民主、非终身制好不好，一万个好，但也有一个不好，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派发免费午餐。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民主、非终身制不仅深深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过去，还将持续影响世界经济的未来。
财政、货币双重扩张，累积叠加，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于是产生并得以维持。美国人不储蓄，甚至负储蓄，生活美滋滋。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又由于有了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美国这样一种负债生活方式于是得以持久地维持。
问题的另一面，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得以维持，必须有低消费、高储蓄的其它经济体来与之相匹配才有可能。作为世界经济的封闭整体，经济均衡增长必须(世界整体的)总供给等于(世界整体的)总需求。但这不成问题。中国经济由于人口红利以及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产生低消费、高储蓄，恰好成为美国经济的匹配体。
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的社会里，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储蓄消费关系。中年人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等中年人老了，当年的青少年又成为中年人，循环往复，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但是中国人口结构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中国人口结构是在经历了60年代的人口高峰，然后70年代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到了80年代，60年代的人又结婚生子产生又一个人口高峰。像我们这样的60后，敢不大规模储蓄吗？我们的孩子，将来头顶上少则4个，多则6-10个老人，我们能够指望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养老吗？说实话，他们将来能今年在这家过个年，明年在那家过个年就不错了；生病了，能抽个时间来看我们一下就了不得了。将来，年轻劳力光是照顾老人怕都不够，年轻劳力会贵的惊人，我们必须压缩消费，大幅储蓄。
另一方面，既然都是领导人非终身制，那么中国也会有超发货币和搞赤字财政的冲动。不过我要告诉大家，钱的用途却是大有差别的。美国、欧洲会拿超发的货币、赤字融资的钱派发福利，讨好选民，而我们会用来搞投资。中国因为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而显著地表现出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这其中的道理，不需要我来讲了吧？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美丽的双人舞，才成就了世界经济的均衡。货币扩张，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赤字财政、福利主义，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这些因素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无疑，整个世界出现寅吃卯粮的状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
但是，归根结底民主国家是怕通货膨胀的。不会因为政府抢了你2千块钱，就上街的。抢2万块你也未必上街的，毕竟上街的成本实在大过了2万块。但是在民主国家，四年到了的时候，选民们可以轻松地用手中的选票来惩罚你。所以，当超发货币面临通货膨胀的时候，美国就要被迫收缩货币了。你们观察，美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收缩货币的？07年。那时IT革命的效应已经用尽，短期里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是的，当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用完，当中国开始出现民工荒的时候，世界经济靠超发货币、赤字财政来维持高增长的模式就不可持续了。
所以，华尔街金融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也是经济危机，是中美两国美丽双人舞的强制性终结。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个人和家庭，也开始紧缩开支。金融危机是深刻的教训，过去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为方式不再时髦。美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上升，负储蓄率状况正在改变。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这带来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回归到常态增长。现在低于常态，但即使恢复到常态增长也面临困难。
世界正在进行结构调整，这个过程势必长期而痛苦。发钱高兴，勒裤腰带总是不好受。
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上升了。而扩张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则进一步强化和维持了这种本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应该说，这才是西方国家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
就中国方面来讲，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产权保护弱、法律执行情况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加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因此经济呈现出投资冲动、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而这又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
应该说，西方世界对于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好准备。西方有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义。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健货币相协调。假如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也是世界经济的难题。金融危机后，法国只是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罢工反对；希腊财务状况恶化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民众竟然集体反对紧缩。结构调整之困难，由此可见一斑。但西方国家不去除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其增长不可能重回到健康增长轨道上。
在中国来说，则是要推进体制改革，克服软预算约束，把经济增长从依靠外需转移到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轨道上。但是，进一步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为了整体的利益，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必然要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扰，不会容易。
无论中外，都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失衡问题。但是面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实行了庞大的需求刺激计划。但需求管理不但不能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相反还加剧结构失衡，延缓结构调整。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的只能是新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发明，以及一个高度弹性的劳动市场，而不是什么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已经带来了上世纪70年代的那次滞胀，无可避免还会带来另一次。总体上，世界经济基本进入了滞胀时代。未来若干年西方国家会徘徊于低速增长，随着新兴国家资产泡沫被抑制，西方通胀也会再来。我们的出口将不会再有28%的增长了。我们将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回归到一个7%左右的中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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